张耐冬:爵位官位的历史沉浮

wanbetx万博体育

2018-11-17

无论是估值底、政策底、信心底,还是破净股加速现市、新股破发蕴含的触底意味,在风险因素阶段缓解的背景下,行情的可参与性和性价比均较前期显著回升。不过,毕竟不确定因素并未彻底散去,仅仅是被市场较为充分预期,这就意味着场内潜在风险的释放仍具有结构性和偶然性特征。具体方向上,接下来对周期品无需过度杀跌,金融股有望企稳,前期较为强势的消费股有望让位给科技股。跌入底部区间进入7月,尽管内外环境依然充满不确定,但考虑到此轮调整以来,大盘从点之上一路下探至点,区间下跌超过500点,跌幅大于16%,短期累计跌幅较大,市场存在止跌企稳、超跌反弹的内在需求。

  新乡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职伟为此承担领导责任,被行政警告处分。  被问责厅官含多地副市长  内蒙古乌梁素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在乌梁素海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自治区级)西海岸开挖鱼塘5000 亩。巴彦淖尔市副市长、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局长邱进宝被记大过处分并免去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局长职务。

  中科院兰州分院院长王涛,市领导张国一、马彩云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在听取中科院兰州分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谢铭介绍了兰州分院发展情况后,李荣灿说,今年以来,市委开展“治转提”专项行动,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拿干部作风顽疾开刀,想通过干部作风的大转变,推动兰州大发展,提升兰州新形象。新一届市委班子抓干部作风建设的举措,得到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在兰企业家和科研院所、学校、中央驻甘单位的大力支持。

    本报厦门6月6日电 (记者张盼)第十届海峡论坛6日在厦门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去哪个地域读哪所大学、选什么专业,多样化的选择,技术手段能够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却并不能过于沉迷。毕竟,冷冰冰的机器和听上去“神通”的技术,给出的建议都是“标准化”的,而每个考生却有着不同的兴趣、偏好、情感与认同。尊重孩子们的真实想法,多和孩子们平等对话、真诚沟通,高考志愿填报才会更有“准头”。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里,有些现在热门的专业,等到孩子们就业的时候或许不“吃香”了;习惯替孩子们做主的家长们,最好少一些“越俎代庖”。更何况,志愿填报“一报定终身”的局面已经得到改善,在笔者所在的大学里,大学生在大一、大二有两次机会可以换专业。

  郑宝王和林巴伦为了反对对朴巧凛的惩戒,发起了签名运动。  GFRIEND  19日,女团GFRIEND也将携夏季专辑回归乐坛。这将是GFRIEND继4月30日发表第六张迷你专辑《TimefortheMoonNight》后时隔3个月再推新辑。其经纪公司5日公开了GFRIEND的新歌预告照,照片中六个冰淇淋成一排,让大家感受到GFRIEND的独特魅力,红色磁带录音机和滑板展现复古风。经纪公司方面表示,GFRIEND凭借独有的清爽魅力和强大唱功晋升为“夏天音源强者”,希望今夏新歌也能备受大家的喜爱。

  刁老师说,这是他的课代表。当最后一个女生出来时,刁老师对她说:“你前天的舞蹈跳得真好,相信你这次考试也一样好。”为了这次送考考场内,学生们在进行语文考试,考场外,夏衍中学安排了一次暖心的活动,给刁老师颁发退休证书。

  ”杭州市体育局副局长丁炯说,随着物联网科技的兴起,智慧城市的践行,无处不在的智能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运动场馆的服务也能变得更加人性化,更加智慧。”登记者增多,使用率有待提高校园健身还会升级校园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的方案被提出多年,但真正落实也就一年多,效果究竟如何?杭州市体育局给出了截至昨天的数据,目前登记开通进校园健身者共达102916人(不包含西湖区校园健身卡)。

“官”与“爵”的沉浮西汉时期,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秦代建立了帝制,百官都必须向皇帝效忠,而且百官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皇帝行使最终的裁决权。

不过,秦代建立起的这套官僚体制,到了西汉初年,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于周代传统的影响,汉初功臣们“封邦建国”的意识依然较强,而且建国过程中刘邦联合了东方六国的贵族,贵族对于封爵和土地的要求也因此影响到了刘邦手下的“革命队伍”。 为了巩固统治,刘邦对于功臣要求享有爵位和占有封地的要求也予以满足。

不但如此,就连朝廷的官僚队伍也受此影响,其中地位最高的官职——丞相,照例都要由列侯担任,而由开国功臣转化而成的世袭贵族便靠着这一“惯例”把持了官僚制中的最高职位,官僚制也因此带上了贵族制的色彩。

故此,西汉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人们最大的追求是获得封爵而非官职。 那位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飞将军”李广,一生最大的追求便是封侯,但因为种种缘故始终未能如愿。 到了汉景帝、汉武帝时期,皇帝和贵族们的势力此消彼长,贵族中的最大群体——开国功臣及其后裔或因触犯国法而被剥夺爵位,或因无子嗣而使爵位无法承续,贵族制存在的现实基础已经非常薄弱。

同时,汉景帝与汉武帝逐步推行“强干弱枝”的策略,使地方贵族在军事与经济上均无力与中央抗衡,贵族制的物质基础也无法得到保障。

在这一前提下,从汉武帝开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得到很大的发展。

根据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西汉朝廷中新增的官职,绝大多数都是在汉武帝时期设立的。 另有一些原本地位与职权不高的官职,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因其与皇帝联系密切、深受重视而成为显要之官,最明显的就是原本担任文书收发传递工作的尚书。

此官职本来地位低微,且因为要传递文书到禁中,有时也任命宦官担任此职(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后来竟被大臣视为“百官之本”。

在皇帝的主导下,强化官僚制对政治的影响力,扩充官僚队伍,是官本位得以建立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对爵位的要求并不会因为一两位皇帝的引导而止息。 对此,汉代的皇帝也因势利导,汉武帝还“发明”了一项新的政治原则:以前是只有列侯才能出任丞相,到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孙弘以无爵之身拜相,汉武帝为他授予爵位,因此开创了拜相者可以封列侯的新规矩。 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以说是官、爵两种体制碰撞中的重要事件。 如果说西汉前半期的官僚制是受到贵族制浸染的,那么汉武帝创立的这一新规则是以官僚制改造贵族制——将官僚制作为基础,而把贵族制划为官僚制的附庸。

由“得爵而得高官”变为“得高官而得爵”,二者的地位完全对掉。 这本身是一个政治体制上的变化,而帝制中国的现实,却让这一官僚体制压制住爵位体制的转折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变化。 汉唐之间:扭捏登场的官本位地方大族到中央做官,地方社会被抽掉脊梁,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官僚制成为帝国政治的核心,在西汉时就已初露端倪,但爵位体制并未因此而黯然谢幕,相反,在之后的近两千年中,它依然存在。

那么,官本位又是如何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的汉武帝以后,在政治体制中,官本位基本确立,但其影响基本只限于政治领域,对社会的影响并不甚大。

究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治理方式有关。

当时,帝国的官僚制只到县一级,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多由当地的名望人士或耆老们支配,他们是百姓生活中常常得见的地方主角,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理解和倾向也成为当地的共识。 因此,体制中的官僚们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若有若无,谈不上十分关心,更谈不上欲成为其中的一员了。

变化就发生在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曹魏建立之初,就推行了“九品官人法”,由朝廷派出“中正”在地方上选拔人才,再由朝廷依照中正评定的品第授官。 这一制度,历来被认为是地方大族控制选官、持续进入官僚队伍、巩固家族地位与社会影响的工具,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在此笔者也不打算对此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确有很多大族人士借助九品官人法成为官僚队伍的新成员,也有很多地方大族成为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也就是说,九品官人法有如《三国演义》中铁锁连环船的战术一样,将地方的主宰大族与官僚队伍“绑定”为一个固定组合,大族成为官僚的固定来源,官僚则成为大族成员可预见的未来身份。

这种组合出现之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政治整合,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都不约而同地以强化中央集权为目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使地方大族更大规模地走向官僚化,并用各种方式使他们离开故土,到中央地区定居。 大族官僚化的程度加深,使大族成为官僚制中的一分子,大族中央化趋势的出现,使大族对地方的支配力减弱,这样一来,地方社会被抽掉了脊梁,只能成为官僚体制下的被支配者。 当这一过程完成,“官本位”才真正在全社会落脚,向官僚看齐,才成为全社会的渴望。

官本位的历史评判一方面突出政治权力无所不能,一方面钳制儒生之外的“四蠹”,结果只能是官本位盛行如前所述,既然官本位的建立过程与皇帝的干预、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有着直接关系,那么,官本位是不是可以视为所谓“君主专制”的产物换言之,官本位究竟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还是“君主专制”下的畸形产物帝制中国时期,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尽管时有逸出官方控制范围的情况,但大体都被笼罩在政治权力之下。 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影响力与文化感召力并不存在。 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而政治权力的具体化身——皇帝与官僚,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支配力量。

这一事实是如此清晰,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却相对较为隐晦。

为何政治权力要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力进行压制与控制产生这种“唯我独尊”意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韩非子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五蠹》,文中将儒生、游侠、纵横之士、依附豪门者与工商之徒并称为国家的五类蠹虫。

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此后帝制时代对经济和文化影响力进行抑制的思想前驱,秦汉以后的政治实践,除了打击儒生的这一条,其他的基本落实了韩非子的倡议。 可以说,一元化的、突出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神力”,与钳制儒生之外的“四蠹”是造就官本位的两手,一手壮大自己,一手打击异己。

韩非子将“五蠹”作为国家敌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五类人既不能为国家从事生产(耕),也不能为国家冒死前驱(战),因此应该清除。

在战国后期,这一理论能够为各国特别是强大的秦国所接受,因为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马上得天下”。 但“得天下”后如何“治天下”,“治天下”时韩非子的学说是否还适用,就当另行考量。

检讨韩非子之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实际状况是,无论是秦代皇帝还是汉代君主,都将在经济与文化上影响力较大之人视为隐患,因此秦汉有迁徙豪富之徒、打击工商之民的举措,汉魏南北朝有对道教与佛教的限制与强力禁止。 究其原因,是因为经济与文化影响较大者在社会上争得了众人的关注、推崇与依附,而众人的追随很可能使经济与文化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并成为现行政权的敌手。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蠹虫”那么简单,而变成了潜在的洪水猛兽,故而必须打击;即使其存在,也必须在官僚体制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这是为了帝王们的安全,而如此做的结果,便是政治权力一头独大。

由此,我们才真正了解,君王们治天下时未曾真正下马,只不过是将坐骑乔装,将刀枪改装,并挂出一块牌子——“下马治天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